在今年上半年權益市場巨震背景下，銀行理財遭受重創：多家銀行理財產品提前終止運作、銀行理財大面積破凈、密集下調業績比較基準等，剛步入理財產品凈值化元年的銀行理財就遭遇挫折。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目前部分銀行理財公司委外規模達到數千億，權益委外的現象較為普遍，這都倒逼銀行理財繼續提升權益類資產投研能力，部分國有大行理財子公司將大力發展多元策略投資體系，突出權益投資作用，不斷提升權益投資能力等作為投研體系建設的重點。

　　

　　在日前舉辦的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2022年夏季峰會上，工銀理財董事長王海璐表示，投研能力是銀行理財作為資管機構最重要的核心競爭力，但客觀而言，銀行理財業目前面對著委外規模較多的問題。

　　王海璐表示，有些同業委外規模做到幾千億，實際是讓渡了自己的牌照，也就放棄了自己的長期發展。同時，這些底層資產的風險在委外過程中能不能做到有效管理，在組合中有效適配等，都是在風控方面需要考慮的因素。

　　“在委外投資方面，工銀理財目前的委外資產規模不到100億，占總資產管理規模的比例不到千分之五。”王海璐稱。

　　農銀理財董事長馬曙光也在論壇中坦言，銀行理財由于存在權益投資能力短板，導致在投資中難以獲取超額收益。

　　馬曙光分析稱，由于歷史原因，相較公募基金等資管同業，銀行理財資金主要配置于現金與固定收益類資產，權益投資等多資產投資能力缺乏。這一方面導致投資組合獲取超額收益的難度較大，特別是在低利率震蕩的時期，面對著“資產荒”的配置難題；另一方面，在債市單邊下行時，也缺乏跨市場的風險對沖能力，難以把握股市、商品、黃金等大類資產輪動的行情。反映在理財產品端，就是固收增強類產品的實際收益并不強，而偏股混合類、權益類具有較高收益彈性的產品也較為缺乏，難以滿足更廣泛客群的理財需要。

　　一位國有大行財富管理部負責人也告訴記者，他所在銀行的理財公司也有委外，但是委外規模不大，伴隨著自身投研能力的提升，公司委外業務總體是在收縮的。目前該行委外的業務，股、債投資都有，以權益投資為主，“目前股票方面的投資委外是行業主流的方式。”

　　該財富管理部人士認為，銀行理財公司大量委外的存在，凸顯了理財公司提升自身權益類投研能力的重要性。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銀行理財公司想成為能與國際同業同臺競技的資管機構，勢必要走到提升自主投研能力這條路上。

　　曾在基金公司任職、現掌舵工銀理財的王海璐說到：“從基金公司到理財公司，我深刻感受到兩類資管機構在客戶需求、產品定位、投研特色方面確實存在顯著的差異和不同。”

　　她坦言，理財公司的投研能力有一定基礎，但相比基金同業還有差距。她認為銀行理財在大類資產配置和固收領域具有傳統的投研優勢，同時還能夠和母行進行協同發揮聯動效應，但是在權益投資等領域的經驗積累，還有比較大的提升空間。

　　基于對銀行理財在資管行業生態位的分析，她認為銀行理財應進行適當產品定位，理財產品應以低風險、低波動為主，滿足廣大客戶的投資需求和風險偏好。因此，工銀理財的投研體系中將重視建設多元策略投資體系。

　　王海璐表示，多元策略投資體系是理財公司較基金公司來說比較大的不同點，基金公司在倉位選擇上幾乎不會做太多選擇，絕對收益策略使用也不多，更多關注個股選擇和行業輪動。理財公司要想實現絕對收益目標，策略體系的搭建非常重要，多元策略投資能夠幫助理財公司在不同的市場環境下把握不同的投資機會。

　　在馬曙光看來，理財凈值化轉型后，底層資產的變化都將迅速反映到產品凈值上，導致產品凈值波動更加敏感，因此更加需要專業化、市場化的投資能力。

　　他認為，銀行理財公司應主要從三個方面加以實踐：一是完善投研支持體系。宏觀策略研究要加強大勢研判，提升大類資產擇時能力；中觀行業研究要做深做細，研判行業景氣度與當前位置；微觀標的與合作機構的研究要加強分級投資庫的跟蹤維護，規范開展合作機構評價，嚴把準入關；二是夯實固定收益投資基本盤，深化信用研究，拓展交易品種，守住投資組合的收益底線；三是發揮權益投資的收益倍增作用，嚴格投資紀律，明確不同產品配置權益類資產的風格偏好、標的選擇、倉位控制等要求，提高產品收益彈性。

　　相對國有大行理財公司把加強自身投研能力建設視為當務之急，一些城商行理財公司則表示其研究工作主要服務于投資交易，現階段的研究能力能夠滿足投資需求，此類理財公司對于提升權益投研能力的內生動力略顯不足。

　　一位城商行投資人士告訴記者，他所在的銀行理財公司的研究團隊主要服務于投資交易，由于該行理財產品主要投資標的為債市，其研究團隊則主要就宏觀經濟形勢、地方債、信用債等展開研究工作。

　　但他也坦言，現階段他所在理財公司的投研能力相對基礎，與其他資管機構相比沒有明顯優勢。比如，公司投資的城投債都來源于母行的貸款客戶，對于該投資標的信用風險已經在母行把控之中，因而此類投資對于研究團隊的研究要求并不高。但對其他的資管機構，比如券商、基金等還需要信用下沉，這樣的投資策略相應地就會對其投研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鑒于目前我們的投資標的相對風險較小，我們的投資也主要是偏配置盤而非交易盤，現階段的投研能力能夠滿足我們投資需求；只有當投資邏輯發生改變時，我們投研方面的工作才需要改變。”該城商行銀行人士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