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公司治理是金融機構穩健運行的重要基石，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要完善金融機構法人治理結構。近年來，四川銀保監局堅決貫徹銀保監會黨委決策部署，將公司治理監管作為中小銀行保險機構監管的重中之重，從嚴從細從實推動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取得了明顯成效。

　　

　　四川省面積居全國第五，有183個縣級行政區，經濟總量居西部首位，金融市場體系較為完備。全省現有法人銀行保險機構176家，涵蓋城商行、民營銀行、農商銀行、村鎮銀行、信托公司、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消費金融公司、財產險公司、人身險公司等類型，機構種類齊、數量多、分布廣，超九成是縣域法人機構。

　　為摸清公司治理具體狀況，全省各級監管部門堅持問題導向，通過現場檢查、非現場監管、風險排查等方式，對各機構逐一進行體檢摸底，動態掌握活情況，準確進行監管畫像。2019年以來，先后組織開展股權和關聯交易專項整治及“回頭看”、公司治理評估等工作，機構自查和監管檢查共發現問題1954個，機構存在的資本不實、違規代持、利益輸送等深層次高風險問題被逐一提示。監管部門把公司治理監管列為“一把手”工程，各級主要負責人帶隊深入機構及股東單位調研，多次拜會地方黨政和相關部門溝通情況，召開黨委會、局長辦公會對公司治理問題進行集體研究。通過多維度摸排分析，形成了全省法人機構公司治理“總體情況向好、存量問題較多、個別風險突出”的基本判斷。

　　

　　受地理區位、經濟水平、金融環境等因素影響，疊加機構類型、歷史沿革、改革進度、治理水平等方面差異，四川法人機構公司治理起步晚、底子薄、不均衡，發展相對滯后。

　　一是黨的領導“空、虛、弱”。這一問題在小法人機構及民營機構尤為突出。四川法人機構中，相當一部分民營機構黨的領導欠缺、弱化虛化，即使已成立黨組織的，對如何將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還存在認識和落實偏差。此外，國有機構黨的領導也不同程度存在弱化問題，黨組織缺位、核心領導及把關定向作用發揮不足、與董事會職責邊界模糊等問題明顯。

　　二是法人機構“小、散、亂”。近七成機構實收資本小于5億元，資產規模過千億元機構僅7家，上市機構僅兩家，全國系統性重要機構為零。城商行、農合機構、村鎮銀行普遍規模小、實力弱，股權結構過度集中與過度發散并存，省聯社管理機制模式與農合機構公司治理先天矛盾未解，近四成村鎮銀行主發起行為中小機構，公司治理母體存在先天不足。部分機構存在股權代持、股東以非自有資金入股、股東資質不合規及劣變等亂象，少數機構呈現內部人控制和外部人操縱特征，違法違規開展關聯交易，向股東及實控人輸送利益。

　　三是治理意識“淡、松、偏”。法人機構戰略層面普遍缺乏中長期合理規劃，目標導向偏離實際，脫離市場定位，重經營指標，輕內控管理。有的股東入股動機不純，旨在牟取不當利益，違規干預機構經營，既不理解也不履行責任，不想適應也不愿配合監管。小股東自我定位為財務投資者，“搭便車”及隨波逐流現象明顯。董監高人員缺配和超期任職現象并存，董監事不愿、不能、不敢履職，高管層履職缺位、越位、錯位，個別人員喪失職業操守，甘愿充當違法股東的利益代言人。

　　　

　　面對全省法人機構公司治理各有不同、隱患較多、問題棘手的情況，各級監管部門抓住源頭，著眼長遠，注重實效，下大氣力解決了一系列頑瘴痼疾。

　　一是大力推進體制機制改革。通過產權改革、增資擴股、融資上市、合并重組等方式，加強源頭治理，解決產權不明晰、法人治理不完善、抵御風險能力弱等問題。緊緊依靠地方黨委政府推動機構改革和風險化解，累計爭取590億元國有資本注入。攀枝花和涼山兩家城商行合并重組設立四川銀行，引入五糧液集團等28戶優質股東，注冊資本居全國城商行之首，探索出一條“以改革重組化解風險”的新路徑。瀘州銀行H股成功上市。已開業農商行75家，數量居西部地區首位。

　　二是狠抓股東股權亂象整治。重點整治股東隱性持股、債務資金入股、違規關聯交易等行為，要求違法股東還原代持、壓降占款、回填分紅，依法清退不合格股東281戶，穩步提升國有股權重，城商行國有股平均占比提升至69%。大力推進股權托管，目前全省已完成托管機構161家，完成率約97%。先后出臺加強公司治理、規范定向募股、股東關聯交易管理、股東貸款管理等多個指導意見，落實大股東行為監管，組織推動主要股東作出承諾，建立中小股東溝通協商機制，支持股東間開展正當的溝通協商。

　　三是著力提升治理運轉水平。印發《關于支持配合中小銀行保險機構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工作實施細則》，抓好地方法人黨建工作。督導機構選優配強各治理主體，引入優秀人才、先進治理經驗和風控技術，通過嚴把準入、考核評價、培訓教育等提升各方履職質效。推廣董事選任累積投票制，擴大股權董事和獨立董事選聘范圍。推動重構薪酬制度體系，合理設置指標權重，重點解決考評指標體系設計不合規、延期支付不符合要求等問題。

　　四是加大違法行為懲戒力度。重拳查處多起股權及違法關聯交易案件，共對14家機構及20余名責任人依法實施行政處罰，罰款合計6166萬元，其中對四川信托罰款3490萬元，為信托監管最大罰單。對5戶違法股東采取限制股東權利監管強制措施，公開點名通報15戶違法股東，強化輿論約束。

　　

　　全省各級監管部門和銀行保險機構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責任擔當和真抓實干的努力作為，不斷探索最優化的公司治理模式路徑，公司治理呈現規范化精細化的良好發展趨勢。

　　一是黨建融合向實發展。各機構普遍在章程中明確了黨組織的領導地位，大部分機構建立起“雙向進入、交叉任職”機制，重大事項嚴格落實黨委討論前置程序，黨的領導與公司治理融合存在明顯缺陷的機構數量降至5家。

　　二是治理運轉向精發展。多數機構“三會一層”組織架構及配置符合監管要求，能夠按程序、頻率和要求召開相應會議并有效運轉。績效考評和薪酬管理機制進一步優化，城商行、村鎮銀行、保險公司均已建立高管薪酬追索扣回機制。董監事能根據實際情況積極提出議案及建議，2021年度董監事履職評價稱職人員占比提升至98%。

　　三是行業實力向優發展。各機構立足市場定位，發揮自身優勢，創新服務產品模式，當好服務地方經濟的生力軍。截至2021年末，轄內中小銀行信貸余額24169.3億元，涉農、小微企業貸款同比分別增長10.4%、17.4%；法人保險公司賠付支出18.4億元，提供風險保障64826.7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3.2%、27.5%；中小法人實現利潤同比增長21.1%。經過3年攻堅，全省高風險機構數量從33家減少至3家，法人機構核心監管指標穩中向好，整體實力逐步提升，風險基本可控。

　　　

　　中小銀行保險機構公司治理有其特殊性、復雜性和長期性，實現公司治理高效運轉和有效監管，需要機構、監管部門和社會各方共謀共力共治。

　　一是需要科學制衡的股東股權結構。股權設置應避免一股獨大和股權過度分散兩個極端，要積極引入國有資本股東，發揮國有資本“穩定器”作用，引導股權適度集中，形成清晰穩定又互相制衡的股權結構。

　　二是需要良好有序的市場外部環境。公司治理本質是法人自治，有效的公司治理高度依賴于公司治理各方主體的自覺和自律，也與良好的社會文化觀念、政商環境、輿論監督密不可分。

　　三是需要完備有力的法律制度武器。當前公司治理監管的法律制度框架存在效力級不高、針對性不強、威懾力不大等問題，特別是在違規股東處置懲戒方面，需要更高層級的法律授權及具體可操作的制度供給。

　　四是需要專業高效的監管干部隊伍。金融市場和金融業務的變化發展，以及違法違規行為日漸隱蔽化復雜化，給公司治理監管帶來了更多困難挑戰，必須有一支能管善管的監管干部隊伍及時識別處置化解風險。

　　作者：四川銀保監局黨委書記、局長陳育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