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評級是債券市場的重要基礎性制度安排。近年來，我國評級行業在統一規則、完善監管、對外開放等方面取得長足進步，但也存在評級虛高、評級區分度不足、事前預警功能弱等問題，制約了我國債券市場的高質量發展。

　　2021年8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銀保監會、證監會聯合發布《關于促進債券市場信用評級行業健康發展的通知》，并于2022年8月6日起正式施行。《通知》發布一年后，信用評級行業有何變化？記者采訪了專家學者和業內人士。

　　伴隨著近年債券市場的快速發展，信用評級行業已初具規模，但同時也暴露出一系列問題。

　　在信用評級體系中，AAA級為最高等級。數據顯示，2020年的債券違約金額中，高等級發債主體占了82%。統計顯示，國內評級機構等級中樞集中在AA+附近，AA及以上企業數量占比接近90%，AAA主體占到20%。相比之下，美國、日本等發達債券市場AAA級別企業占比不超過5%。這些數據說明，債券評級虛高，本應作為投資者重要參考的信用評級結果沒有起到應有的預警作用。

　　近年來，AAA級債券違約現象頻發，引發了市場對信用評級機構評級結果的質疑。業內人士舉例說，同一級別的企業信用資質十分迥異。如中石油的評級結果為AAA，而2020年違約的華晨汽車主體信用級別也曾為AAA。這說明，主體級別已經不能真實反映其信用狀況，級別區分度嚴重不足。

　　“事前預警不足，事后大幅下調”也顯示出評級結果的準確性和前瞻性不足。2020年，備受市場關注、爆發違約事件的永煤控股，其主體信用級別在違約前是最高等級的AAA，而在違約后，評級被迅速調降至BB。這表明，主體級別已經明顯不能真實反映信用狀況，高評級債券違約后，不僅導致市場波動加劇，更埋下了系統性風險的隱患。

　　在此背景下，《關于促進債券市場信用評級行業健康發展的通知》發布，對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質量提出更高要求。要求信用評級機構應當長期構建以違約率為核心的評級質量驗證機制，2022年底前建立并使用能夠實現合理區分度的評級方法體系。同時，鼓勵發行人選擇兩家及以上信用評級機構開展評級業務，繼續引導擴大投資者付費評級適用范圍。

　

　　《通知》的發布對市場主體行為的引導作用已經凸顯出來。各家評級機構普遍對評級方法體系進行優化升級，級別上調大幅減少，評級機構通過調降評級揭示信用風險的頻次有所增加。

　　交易商協會、證券業協會公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債券市場信用評級機構業務運行及合規情況通報》（以下簡稱《情況通報》）顯示，2021年全年，信用評級機構進行的評級調整中，近九成為負面調整，且評級機構風險提示動作增多。2021年度，評級機構共對175家發行人作出評級調整動作，其中正面調整共19家，同比減少89.62%，負面調整共156家，同比增加51.46%。

　　《通知》發布后，信用評級違約預警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強。《情況通報》顯示，2021年第四季度，有2家企業首次違約，評級機構均提前6個月進行負面調整預警，提前3個月進行級別下調，跟蹤評級及時性提高。

　　中債資信技術標準總部總經理霍志輝介紹說，《通知》發布一年來，各家評級機構普遍對評級方法體系進行優化升級，注重評級模型應用，級別上調大幅減少，級別序列有所改善。

　　“盡管我國債券市場發債主體資質相對較好，但是發債主體級別只有AA、AA+和AAA三個子級，這種現象明顯不合理。”霍志輝認為，這樣級別區分度很低，無法有效為債券市場投資者、監管部門使用者準確的揭示、預警信用風險。而《通知》發布以來，各家評級機構加大了對評級方法體系的優化升級力度，提升了對評級模型的重視程度，促進了評級機構加快調整評級標準，提升級別序列合理性。以中債資信為例，截至2022年6月底，其累計公開披露的主動評級結果和評級報告達808家，投資人付費評級結果擠壓評級泡沫、促進行業公信力提升作用得到有效發揮。與此同時，在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加強監管和公司發布評級結果引導下，發行人付費評級機構對發債主體的評級上調更為謹慎。從跟蹤評級結果來看，2022年上半年僅14家主體評級被上調，相比2021年上半年的47家明顯減少。

　　信用評級機構被譽為是債券市場的“看門人”。業內人士認為，之所以“看門人”作用沒能充分發揮，主要是因為我國評級行業發展時間較短，相比于國際評級機構的百年發展歷史，我國評級行業的數據、技術積累的時間不足。我國債券市場此前長期的剛性兌付環境弱化了評級機構揭示信用風險的作用，降低了評級對債券定價的積極作用。一方面，剛性兌付環境導致市場對評級結果盲目使用，忽視了基于企業基本面的信用風險分析；另一方面，長期剛兌導致我國債券市場違約歷程較短，違約數據相對有限，仍然需要長期積累。近年來，隨著我國債券市場發展成熟，每年大概新增違約10家至30家發債主體。盡管我國債券市場違約樣本總計200家左右，但與發達經濟體的債券市場相比，違約樣本尚顯不充足。

　　從實際效果來看，取消強制評級要求有利于減少評級虛高的現象。“當投資者迷信外部評級時，就很難對其結果形成科學評價，也不易在評級市場發揮出聲譽機制的約束作用。”光大證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師張旭表示。2021年初，《公司債券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取消公開發行公司債券信用評級的強制性規定，發行公司債券是否評級由發行人自主決定。2021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試點取消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發行環節信用評級的要求。張旭認為，在評級要求取消后，必然還會經歷一個市場主體逐步接受到轉變認知慣性的過程。但從長期看，對于發行人而言，發行環節中強制性的評級要求變為了非強制性，具有提升發行效率、節省評級費用的作用。對于投資者而言，隨著無評級債券占比的提高，內評體系的價值會更為凸顯。內評力量的壯大會降低外部評級的壟斷性和影響力，對緩解評級虛高現象有正面作用。

　　與此同時，部分評級機構過于注重追求短期經濟利益，漠視聲譽積累和品牌建設。在發行人付費模式下，評級機構與發行人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利益關系，評級機構保持獨立性的難度很大。《通知》明確提出，鼓勵引入投資人付費評級，發揮雙評級、多評級以及不同模式評級的交叉驗證作用。業內人士認為，投資人付費評級的影響力和引導作用還有待充分發揮。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財務金融系教授孟慶斌認為，應充分發揮投資人付費評級機構在評級標準合理性、穩定性方面的優勢，實現其校驗和對沖效果，從而助力評級行業泡沫平穩擠出，營造更有利于投資者付費評級作用發揮的制度環境，更好服務于債券市場改革開放及其高質量發展。

　　孟慶斌表示，為實現上述目標，我國需進一步理順相關體制機制問題，營造必要的政策制度環境。如，需要對評級行業監管“量體裁衣”，考慮投資者付費評級在服務對象、業務模式上的特殊性，進一步深化探索投資者付費評級，更好地發揮其交叉驗證作用。與此同時，進一步打通投資人付費評級公共產品“供給、采購、應用”的核心關鍵環節，引入政府付費機制購買級別“公共品”，發揮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彌補市場失靈作用，從根源上解決投資者付費評級“搭便車”難題，使投資者付費評級探索成果惠及全市場，有效引導信用評級行業良性發展，持續提升債券市場風險防控能力。

　　張旭認為，信用評級行業的發展越來越規范，市場化改革的步伐也越邁越扎實。隨著一系列政策的落地，評級行業將更好地服務債券市場健康發展的大局，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貢獻金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