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最新預測，大概在今年或者明年，中國人口將達到峰值，隨后進入負增長，同時印度的人口會超過中國，且將來的差距會非常顯著。”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在青島·中國財富論壇上表示，這意味著中國將正式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這不是周期性的，不是稍縱即逝的，是長期的趨勢，新的人口轉折點或將帶來新的沖擊。

　　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已處于較低水平。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人口增長率為0.34‰，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為14.2%。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超過14%，意味著已經進入了老齡社會。

　　蔡昉表示，過去十年經歷的人口沖擊是供給側的，導致經濟潛在增速和實際增速下行，作為過去的“新常態”，我們可以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應對。但這一次的人口沖擊影響到居民的消費需求，這將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制約。

　　蔡昉指出，中國的人口會從幾個方面影響消費，以下幾個效應是不利于消費的。

　　第一是人口總量效應。在2010年應對供給側沖擊的時候，中國的需求結構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不再過度依賴外需、出口，也不再過度依賴投資、資本形成，逐漸轉向了三駕馬車中的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成為最主要的拉動力。過去中國的人口和經濟增長是減速的，因此人口總量效應是導致消費低迷的一個因素，人就是消費者，人的增長速度慢了或者負增長了，消費一定會受到影響。

　　第二是增長效應或者叫收入效應。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了，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也一定會放慢，這些都直接影響到消費。因此，我們從人口的增長、人均GDP的增長和居民消費增長看，三者是一致的，都是下行的，未來會出現人口的負增長，GDP的增長率還會更低。這些在相當大的層面上壓抑居民消費。

　　第三是人口年齡結構效應。中國老年人收入水平低于年輕人。同時老年人在退休以后還會出現一些后顧之憂，他們為自己的孩子、為自己的孫子輩來著想，因此更傾向儲蓄，較少消費，所以消費力和消費傾向都比較低。隨著年齡增長，消費支出水平是下降的，老年人剔除了他的醫藥支出之外，是支出水平最低的一個人群。隨著我國人口越來越老齡化，總體會出現消費不足的傾向，這是人口年齡結構效應。

　　從全球來看，越來越多國家出現人口負增長，特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全球的生育率明顯下降。因此，全球老齡化、人口負增長或者人口停滯都將成為一個趨勢。

　　在蔡昉看來，在人口負增長時代，國家的政策、企業的決策、個人的選擇，其關注點都會發生一些轉變。這是因為，人口在資源的配置中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劑作用，人口負增長意味著資源動員的增量將減少，經濟發展將越來越依賴于資源的重新配置。

　　“對于金融而言，過去關注的可能是做大蛋糕，未來要關注的可能是如何更好地分配蛋糕。過去是為了動員，現在是為了配置以及重新配置。經濟增長的常態制約從供給側到需求側的轉變，也是一個嶄新的挑戰，面對這些挑戰，我們需要在很多重大決策中作出新的轉變。”蔡昉說。

　　蔡昉認為，應對當前的家庭消費不足，收入不足，應對長期的需求制約，歸根結底，要政府發揮更大的作用，也要調整政府作用的結構和方向。這些都要求政府有新的支出，有更大規模的支出。

　　他說，今后金融發展應該考慮這些新的因素。

　　第一，從供給側制約到需求側制約的變化。隨著信息技術、數字經濟的發展，我們的金融創新能力進一步顯著提高。但要知道方向，才有應對的辦法；如果判斷錯了方向，使的勁越大，失誤可能性越大。

　　第二，財政的作用相對于貨幣政策將來會更加重要，財政的支出方向也會發生變化，即更貼向于民生，更貼向于社會福利。這些也會影響我們的金融和財富管理。

　　第三，市場主體本位、生產者經營者的生產主體本位到家庭本位的變化。家庭是人口再生產的基礎單位，是消費的基礎單位，是影響需求因素的。

　　他最后指出，未來這十幾年里，老年人、剛剛脫貧的農村人口、農民工等等特殊群體都面臨著一個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群體的過程，這個轉變的過程也應該成為金融和財富管理的盈利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