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日本厚生勞動省中央最低工資審議會決定，將今年最低工資（時薪）平均上調31日元，達到961日元，上漲3.3%。

　　日本自民黨干事長茂木敏充在8月2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對最低工資上漲表示歡迎，稱今后將通過對人才和尖端技術的大膽投資，繼續提高工資標準。厚生勞動大臣后藤茂之則表示：“希望企業能切實提高工資，我們將提供支援。”

　　日本最低工資標準每年夏天由工人代表、雇主代表以及具有中立立場的公益委員組成的審議會討論提出。以此為參考，各都道府縣的審議會再決定具體金額，并從10月份左右開始實施。

　　今年受俄烏沖突、物價上漲、日元急劇貶值等因素影響，日本經濟形勢惡劣，給普通勞動者生活造成沖擊，漲工資的呼聲不斷高漲。據日本媒體報道，在審議過程中，雖然勞資雙方均認可提高工資的必要性，但是圍繞工資上漲的具體幅度出現了意見分歧。對于勞方要求大幅上調工資的意見，資方以原材料價格上漲影響收益等為由，主張抑制工資漲幅。至7月25日，勞資雙方代表和公益委員進行了4次協商，但均未達成共識。直到8月1日，經過7個小時的艱難談判，各方才最終就漲幅標準達成一致。

　　分析認為，此次最低工資上漲實際效果有待檢驗，勞資雙方均對這一結果表示不滿。

　　一方面，此次最低工資上漲尚未達到解決實際問題的程度。日本經濟界相關人士表示，雖然此次工資漲幅達到歷史最高，然而如果刨除物價上漲部分，實際漲幅只有1%左右，對于解決勞動者生活困難杯水車薪。

　　此外，工資上漲僅對部分收入偏低的勞動者工資有拉升效果，但對于工資處于更高水平的群體而言則收效甚微。

　　還有觀點認為，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解決不了日本“同工不同酬”的問題。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的當下，大量企業通過雇傭非正式員工降低人工成本。在工廠同一條流水線上工作，正式員工工資可達非正式員工的2倍，這是造成日本最低工資水平低、貧富差距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促進企業整體效益提升，切實實現按勞分配是下一步政府面臨的重要課題。

　　另一方面，最低工資上漲給企業造成負擔。日本商工會議所會長三村明夫稱，此次最低工資上漲“對企業來說非常困難”。他認為，這次提出的目標金額雖然考慮到了物價上漲對勞動者生活的影響，但并未充分考慮企業當前支付能力低下的現狀。

　　分析認為，對于雇傭大量非正式員工的餐飲住宿企業來說，最低工資調整會造成總體成本大幅上漲，加之疫情形勢嚴峻，企業經營狀況不明朗，可能對其生存造成嚴重后果。

　　不僅如此，由于原材料價格高企，中小企業受成本提升影響更大，且存在難以推動成本充分傳導至價格的情況。此時，若用工成本持續提升，將極大考驗企業承壓能力。如果企業放棄增加雇傭人數，或縮小業務規模甚至撤離，可能反而會帶來失業和經濟惡化的副作用。

　　企業界認為，日本政府不加大財政支出，僅靠政策要求強制企業提高工資水平是一種“政治提薪”的行為。經濟同友會代表干事櫻田謙悟對提高最低工資的計劃表示贊成，但同時也指出，政府應拿出實際舉措徹底改變企業生產力低迷的現狀，強化日本經濟競爭力。有觀點認為，日本政府在提高工資標準的同時，應當考慮企業的實際運行情況，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并對提高生產效率和推進業態轉型的中小企業進行全面支援，為企業自發提升工資創造條件。